焦裕禄的红色家风接力
2022年，是焦裕禄诞辰100周年。近些年来，笔者很荣幸有机会重访焦裕禄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和他的家人，寻访焦裕禄事迹的知情人与相关重大事件的发生地，走读焦裕禄精神的点点滴滴，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焦裕禄这个红色传奇与红色符号。
剩下多少花多少
1964年2月7日，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决定照顾他3斤棉花，让他换件新棉袄。同志们怕焦裕禄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焦裕禄知道这件事后，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对救灾办公室的同志说：“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衣破点，但还能穿，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了。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实际上，焦裕禄的许多衣物都该换了。一床被子用了几十年，被里烂了就翻过来用，衣服、鞋袜补了又补。徐俊雅总想给他换件新的衣服，而他却常常对家属说：“现在兰考遭灾，群众生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的就不错了。比我要饭时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会儿强多啦！”有一次，焦裕禄的一件已缝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又破了，焦裕禄又让爱人徐俊雅缝补。徐俊雅一看实在是破得不能再补了，就不愿意补。焦裕禄又求岳母给缝补，焦裕禄的岳母也说太破不能补了。于是，焦裕禄就自己动手缝补，还笑着说：“袜底补丁多了，越厚实，站得越稳。衣服补丁多了，穿着结实。”这时，徐俊雅又心疼地把衣服夺回去认真缝起来……
自从1959年发现焦裕禄有肝病以后，徐俊雅就把这因操劳、苦劳和营养不良所致的病放到了自己的心上。她承包了家中一切粗活、细活，买米买面，劈柴买炭，赶集上店，打醋称盐，“连一条小手绢也没让他洗过”。
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兰考县的退休干部王怀彦当年在县政府管理财务工作，他回忆起1965年有一次到徐俊雅家送工资的情形。当时，徐俊雅一家老小住在县委大院附近的3间瓦房里。王怀彦见灶台上放着剩饭，窝头已发黏了，就问徐俊雅为啥还舍不得丢掉。徐俊雅说，在水里泡泡，上笼蒸蒸，还能吃。王怀彦问，这一大家子人，钱够用吗？徐俊雅淡淡地说，工资发下来，买了面、买了煤，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少了。王怀彦说，焦书记在世时，一月工资80多块钱，徐俊雅在兰考县统计局工作，每月工资57块钱，家里虽然人口多，但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还够用。但焦书记去世后，徐俊雅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就难了。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很拮据。徐俊雅始终记着焦裕禄临终前的遗言：“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焦家孩子多，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就顾不得许多了。二女儿焦守云回忆说：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母亲边做活边流泪。有时，“针也拿不住，剪刀也拿不住，手发抖，缝也缝不了。有几次竟泪眼模糊得被针刺破了手指”。谈及母亲，焦守云数度哽咽。在她的记忆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
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个作业本，正、反两面都用完，才会换新的。焦守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一家人改善生活，到街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10元钱，说一下子找不开钱，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信了鸡蛋贩子的话，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不见那小贩的踪影，母亲这时才知道上了当。“回到家来，她伤心地哭了好几次，1元钱，在当时就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那个时候，焦家最怕过春节、也最怕清明节。“我妈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我爸去世后她好多事情不愿意说，整天流泪，默默地做着一切。我爸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我妈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但包了饺子以后，第二天大家欢天喜地放鞭炮的时候，她就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一整天不吃不喝。我们心里清楚，我妈是在想念父亲！”焦守云回忆说：“每到清明节，我妈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我爸扫墓的时候，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我爸的墓前，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后来，我妈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她住在哪里，她都把我爸的遗像搬到哪里，每日总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这样苦守着我爸。我们家离我爸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我爸的墓地上走一走。她和父亲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徐俊雅性情温和，不事张扬，从不愿给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儿女。后来，6个儿女一个个走出兰考，在外工作，离休后的徐俊雅仍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仍然保留着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与人聊天的习惯。由于年轻时清贫度日，操劳过度，晚年的她一直在承受着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的折磨。她手脚经常麻木，腿脚浮肿、疼痛，从家中到焦裕禄陵园大门，100多米的距离，需要两次歇息才能走到。
焦守凤感觉自己“低人一等”
焦守凤，1945年出生，小名“小梅”。在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天不亮就走了，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晚上还要在办公室看文件、开会，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焦守凤说，父亲对几个子女要求很严，但也非常疼爱，“每次回家见到我们，都会摸着我们几个的头，问问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从来没有打过和骂过我们。”
“我爸的办公室从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也不想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听说啥也没有，还没有外面好玩。他晚上有时在家办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让我们用，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拿。”在焦守凤的记忆中，一家人一起吃饭是难得的幸福时光，父亲会照例问起子女们的学习近况，告诉他们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高人一等。焦守凤却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原来，母亲（徐俊雅）曾亲手给焦守凤做过一件花色大衣，这件大衣焦守凤一直穿到上初中。那时候，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同学笑她：“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如我们呢，衣服上还有补丁。”她觉得委屈，就央求父亲给她换件新大衣。父亲说：“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是爱攀比。学习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
焦守凤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邢燕子，父亲就打算也让我下乡，他觉得农村缺少有文化的人。”焦守凤说。
对于让焦守凤下乡的事情，徐俊雅很反对，认为应该把守凤留在身边。“为我的事父母吵了几次，最后折中的做法是让我去了副食品加工厂。”焦守凤说，焦裕禄担心厂里对焦守凤另眼看待，就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他嘱咐厂长不要对我特殊对待，让我去做酱油醋和腌咸菜。在厂里，做酱油醋是最辛苦的，做出来还要挑着往门市部里去送。”焦守凤说，父亲还不准她住在家里，要求她到厂里和别人同吃同住。“当时我很不理解，就不搭理他，回家也不和他说话。”焦守凤记得，父亲让自己去供销社副食品加工厂干临时工：洗萝卜、切萝卜、做咸菜，啥都干。那时候，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还要切几百斤辣椒，双手经常被烧得火辣辣地疼。她几次哭着埋怨父亲对自己太狠心。
接受专访时，焦守凤说：“以前没有走上社会，对社会的情况不了解。我爸就是想让我多了解社会，了解一下生活的艰难。以前的一切就是父母安排，毕业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作为孩子来说，对这些不理解，一些好单位我自己报上了名，也没有借用他的名义报的名，可是他不让上班，说都是机关，不利于了解社会。他这么做，我当时自然不能接受。”
有一年父亲祭日，焦守凤来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树下缅怀父亲，无意间听到旁边一位老太太说：“焦书记可真是个好人，也不知他家的孩儿们现今都干啥哩，过得好不好？”那一刻，焦守凤泪流满面，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擦亮“焦裕禄精神”这块牌匾
受父亲影响，焦家6个子女为人处世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敢“搞特殊化”，都是共产党员。这么多年来，那个终日忙碌、身影高大的父亲，在焦家后人心里并没有走远。“不准搞特殊”的家风，焦家上下恪守不怠。焦守云坦言，做焦裕禄的子女“真的不容易”，要承受很多压力。
电视剧《焦裕禄》剧组找焦守云当策划，她痛快地应允了；一些商家找她当顾问，她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人家凭啥请我去？不就是让老爷子去撑门面吗？”对这些事情，焦守云想得明白，分得清楚：“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就我父亲的形象来说，有人想拿他的名字做商用机场的名字，有人用他作肝药广告，我妈患有糖尿病，仅仅用了一次某膏药，有人也用她作广告。”焦守仁说，父亲的精神是无价的财富，子女们尽管都不富裕，但不会利用父亲的影响力谋一己私利，我们也要维护父亲的形象与声誉。
在焦裕禄成长的过程中，焦裕禄的母亲对于他的成长有着重大影响。父亲去世后，焦裕禄与大哥分家，与母亲相依为命。“奶奶是个坚强而又善良的女人，她的人品在四邻八乡都是有名的。”焦裕禄的侄媳妇赵心艾回忆道。如今，焦裕禄的儿女们越来越感受到父亲的伟大，在平凡中默默传承着父亲的精神。焦守云也认为，父亲的精神，很多来自奶奶。
焦守云与奶奶共同生活了9年。她说：“奶奶就像大山一样宽厚无言，再大的困难面前都不曾低头，坚韧地面对生活，奶奶对父亲影响很大，尽管她没有文化，但她一直教育父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就是说人来世上不能白白走一遭，要有担当才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放光芒。父亲就是这样带着奶奶‘好男儿要有担当’的叮嘱走出大山，南下，到了兰考这片更艰苦的土地。奶奶是1973年去世的，我永远怀念她。奶奶临终前，不止一次对人说——我有一个光荣的儿子禄子，还有一个孝顺的媳妇俊雅，这辈子值！”
言及焦家后人都没沾到焦裕禄的光，焦守云坦陈：“说实话，我们要找领导能找着，但咱家里没这个习惯。这确实有个家教、家风的问题。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管我们管得特别严。她说你们要是谁惹了事儿，没人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都说是焦裕禄的孩子。大家都这么爱护他的形象，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啊。”
焦家后人以父辈为荣
二女儿焦守云接受采访时说：“我大伯比较有文化，我的名字是他取的，来自《劝世贤文》的‘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么一句，意思是能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看到风雨过后的彩虹，看到希望和胜利。我的经历比较多，焦家出头露面的事儿我做得比较多，我成了焦家的外交官或发言人了。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挺值的。焦家所有的荣誉都集中在我身上。1966年见毛主席，1973年成为‘十大’代表，见了几代领袖，当上了奥运火炬手。我承认我非常幸运。”
1978年，焦守云转业到郑州科技局下属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退休后在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焦裕禄干部学院等团体或单位任职，并被聘为淄博市博山区焦裕禄纪念馆名誉馆长。焦守云说：“2008年退休后，就参与焦裕禄主题的电视剧、音乐剧、纪录片的拍摄、制作工作。我现在很好，家人评的，我的幸福指数最高。为传承老父亲的精神做点事儿，每当做成一件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从小受父亲宠爱，原名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9岁的一天，兰考县委一位叔叔带她去了郑州的一家医院。父亲病得很重，很瘦，很憔悴，她想，也许父亲休息几天就会回去工作。是父亲提出要见她。父亲看女儿来了，他非常高兴，坚持要坐起来，并且真的使劲坐了起来。焦守军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父亲格外喜欢我，一遍遍嘱咐：“要好好学习！照顾好妈妈！”焦守军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
17岁那年，高中毕业的焦守军到昆明某部当兵。临走的晚上，母亲拉着她的手再一次叮嘱：“到了部队不准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不能接受组织的任何照顾，工作上要在前面，待遇上要在后面。”在连队，她当过炊事员、饲养员、报务员；养猪、喂牛、种水稻、进坑道。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生活多么紧张，焦守军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好评。1987年，到原成都军区档案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档案助理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受到各级嘉奖。
焦跃进在家中排行老五，是焦家后人后来“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当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5岁多的孩子，对于父亲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焦跃进记忆中，父亲高大而严厉，常常不在家。对父亲的印象，大都来自母亲和周边人的描述。
母亲徐俊雅少言寡语，跟焦跃进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能搞特殊，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那一年，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焦跃进知道，只要母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他完全可以留在县城。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声色俱厉地说：别人能下基层，为什么你不能去？“记住，干好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干不好，你也是焦裕禄的儿子。”
在母亲的坚持下，焦跃进来到农村，担任生产队长。也就是在那里，农民讲述的关于爸爸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与兰考人民深厚的感情。当时队里有个小砖窑，焦跃进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儿——手工脱坯。“脱坯打墙，活见阎王。”焦跃进一天搬2000多块砖坯，晚上经常浑身疼得睡不着。
焦跃进也是像父亲一样一步步干出来的，当过知青，当过教师，出任过共青团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堌阳乡乡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后来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开封市计委副主任，1999年1月任杞县县长，2002年9月任杞县县委书记。后来，焦跃进成为开封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开封汴西新区党工委书记，2014年2月任开封市政协主席。职位高了，地位变了，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刻也没变，踩着父亲的足迹成长。有人劝焦跃进，现在时代变了，经济条件也好了，应该把生活安排舒适些。他说：“父亲在世时，曾因为我们兄弟几个看了一场‘白戏’，把我们狠狠训了一顿。现在虽说是市场经济了，但党员干部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变。”
焦跃进从政期间，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多部门“当家”，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当年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是焦裕禄的血脉传人，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即便现在走下了领导岗位，焦跃进仍常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对我既是一种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对我是一种鞭策，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焦保钢是焦裕禄最小的儿子，18岁参加工作到兰考县公安局刑警队。由于办案骁勇且干练，不法分子闻焦保钢名而胆寒。他多次立功受奖。圈内人一提起他的名字，都会自豪地说：“保钢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块好钢。”焦保钢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世。据焦守云讲，小弟长相酷似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不到4岁，后来有位导演想让他演父亲，因母亲不同意只好作罢。
（余玮，焦裕禄研究专家、红色作家、文献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焦桐花开——寻找焦裕禄》等专著。）
文章转载自：党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