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

王承书，祖籍湖北，1912年6月出生于上海，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工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优秀共产党员，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1936年，王承书从燕京大学物理学系毕业，获硕士学位；1941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1944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被聘为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研究员，两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1956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主任；1961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从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高浓铀装料研制工作；1964年，任华北六〇五所研究员、副所长，大型气体扩散机总设计师；1973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员；1978年，任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演员张译呈现了一场“沉默”的相遇：一个内向的男孩冒着核辐射危险成为“逆行者”；他与女友在一辆公交车上相遇，因工作高度保密而拒绝相认。这一角色的沉默，就是为了1964年10月16日那一声巨响，茫茫的戈壁滩上升起了无比壮观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巨响震惊世界。这枚“原子弹”的背后，凝聚了科技战线上很多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这其中就包括最让张译感动的一位女英雄——王承书。

　　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王承书的名字取自《尚书》，她自幼聪慧，主要兴趣在数学和物理上，她的数学成绩几乎每次都是拔得头筹。1930年，18岁的王承书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燕京大学的几年里，她作为班里唯一的女生，成绩一直在系里名列榜首。1941年，王承书争取到了美国巴尔博奖学金，当时的密歇根大学从未接收过已婚妇女，由于王承书的优秀，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们破例将她录取。她和老师——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一起进行气体输运理论研究，并在1951年提出了一个在日后被称作“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一经发表便轰动世界物理学界，至今仍被沿用。乌伦贝克多次称赞她是“了不起的人才”。1980年，乌伦贝克在流体力学年鉴上发表文章，对他与王承书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做了回顾和高度评价。随着“张氏原子”的发现，王承书的丈夫张文裕也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按照美国法律规定，连续在美国居住5年就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但王承书与丈夫却不愿意加入美国国籍，他们准备随时回国，报效祖国。

　　新中国的诞生，强烈地激起了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她坚定地表示：条件是要人去创造的，我不能再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参加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王承书让西方科学界深信，她若继续在美国坚持研究下去，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回国前，王承书夫妇因为在物理学方面颇有建树，物质生活上很富裕。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幸福的家庭……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都应该对这种生活状态感到满足了。王承书后来回忆说：当初，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

　　王承书的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为国尽责上，还体现在为国担当上。王承书的学生诸葛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大型扩散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动密封通过了单台试验，性能良好。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主要领导来研究院召开会议，商讨定型问题。在会上，汇报人夸大了动密封的成绩，认为可以定型，上级部门很高兴，会议呈现出可以定型的气氛。科技人员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机会发言，也不敢发言。此时，王承书本着实事求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大胆地提出异议。她请求上级再给半年时间，在短级联上做扩大试验再做定论。王承书的意见言之有理，获得与会者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赞许。事实证明，经多次扩大试验，动密封确实不具备工业生产条件，王承书用自己的科学精神和担当精神为国家避免了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龚育之曾在《论科学精神》一文中讲道，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用我们国家最多的人最熟悉的语言来概括，那么应该说：科学精神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在科学界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做各种项目评审中，很少有人去批评，哪怕觉得这个项目很不好，大家总也不说话。针对这种现象，王承书的所作所为就是一面镜子，爱国有的时候就体现在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否敢于做到实事求是。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回国后，王承书在笔记中写下：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组织希望能调王承书去挂帅，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也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这个选择，对王承书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就意味着她要和8岁的儿子分开生活，只有周末能见到儿子。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肯定会有不舍。但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别人的工作都已经上了轨道，而且还带着年轻的同志，只有我刚回国工作，还是我去干，对工作的影响最小。接手工作后，王承书马上就带领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学习结束，在坐火车回国七天七夜的路途中，她把带回的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很快出版出来。经过2年的努力，王承书带领着一支理论队伍，填补了我国在热核聚变理论方面的空白，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一个突然的情况，不但再次令她从零开始，而且让她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当时，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而浓缩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面对这种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你看行吗？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她要放弃之前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从此隐姓埋名。钱三强对王承书强调，这件事情连丈夫张文裕都不能告诉，而且可能要和家人分开很久，也许还要隐姓埋名一辈子。王承书默默地说：没关系。

　　时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曾经到铀浓缩厂做过一次调研，他问到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把目光投向了王承书。王承书坚定地回答：可以。张爱萍又问，有什么依据。王承书回答：我们在原子能研究所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能保证按时出合格产品。她说：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这就是一言九鼎！

　　在王承书及同事提前完成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任务后，上级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承书只说了一句话：这都是大家的功劳。1964年4月12日，邓小平和彭真到铀浓缩厂视察，在陪同人员中，邓小平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1966年国庆节，王承书作为有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聂荣臻在向毛泽东介绍王承书时说，她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听到后，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

　　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

　　王承书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说：“我的学生时代，正值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军阀与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由于对当时状况的不满，养成了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正义感。”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王承书对于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的中国共产党高度认同。她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新中国的成立，我也许就不会回来了。我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王承书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最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入党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的同志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承书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1992年，王承书的丈夫张文裕因积劳成疾去世，她将张文裕一生的积蓄10余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建起了一所“文裕小学”。我去核理化院采访王承书的学生，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用的笔记本和笔，都是王承书用工资给他们买的。王承书对祖国和人民是无比慷慨的，对自己却很抠门。她晚年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当她听说每支药600元，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双眼睛还值6000元吗？

　　1986年10月6日，王承书为了纪念他们一家回国30周年，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家庭宴会，她讲了一段话：现在有人弃祖国而去，有人出国学习不愿回来，而我却要纪念我回国的日子。有人说中国穷，搞科学没条件，其实我们回来时何尝不知道，那时的条件更差。30年了，至今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选择没错，我的事业在祖国。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与世长辞。杨振宁先生发来唁电：“痛闻王承书先生因病去世。王先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对祖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国防事业都有巨大贡献。她的奉献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王承书在给学生的信里曾写道：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于贡献，谁又没有贡献？而且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王承书留下遗嘱，将个人书籍和科技资料全部送给了核理化院；点滴积攒的约10万元存款再次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另有零存整取的7222.88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我们很少能够读到王承书表露个人心迹的文字，但是她写过一篇散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她对周总理心怀万分崇敬，而她也如周总理一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曾专门去了王承书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位于天津的核理化院。在主楼一层，一尊王承书的白色雕像居于正中间位置。从一个狭小的电梯上到四楼，一间间朴素的办公室，让我仿佛回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间在这里似乎按下了暂停键。核理化院的宣传部长问我对核理化院有什么感觉，我脱口而出两个字：朴素。王承书已经去世28年了，核理化院仍然保持着这份朴素。今天的核工业人，也许不用再和爱人上演一场“沉默的相遇”，但这仍然是一份默默无闻的工作，有些任务还需要和家人长期分开，并且对家人保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核工业人的接续奋斗中我们看到了王承书的影子……

      （作者：张丹丹）

文章转载自：人民网